在云南省昆明市海口镇螳螂川畔，中国第一座水电站——石龙坝水电站机组至今依旧轰鸣。

而追溯这螳螂川的源头，就在数里之外的海口河——滇池唯一的出水口。那里，矗立着另一座水文化遗产瑰宝——海口川字闸。这两处遗产一水相连，共同承载着云南人民从治水到兴水的壮阔史诗。

昆明城的命运始终与滇池息息相关

南诏大理时期，昆明拓东城因过于靠近滇池，地势低湿，史载“夏潦暴至，必冒城郭”。元代以后，昆明城的发展史，就是一部与滇池水患博弈的斗争史。

元至元十一年（1274年），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·赡思丁到任，面对“滇池出口淤塞，水浸昆明城池”的困局，命劝农使张立道率众疏浚海口河，历时三年，挖开龙王庙、鸡心、螺壳等险滩，初步解决了昆明水患，涸出良田一万余顷。

此后，赛典赤又在盘龙江上游修筑松华坝，将奔涌数十公里的北山来水一分为二，东入金汁河灌溉万顷田亩，西入盘龙江贯穿城中。

这“上段筑坝蓄水、中段分流灌溉、下段疏浚泄水”的系统治水方略，奠定了昆明城七百余年的水利格局，赛典赤也因此被昆明人世代感怀，立庙祭祀，其墓至今仍守在松华坝旁。

在海口河滇池治水智慧臻于成熟

自元代疏浚海口河起，历代官府均在此投入巨大人力物力。由于滇池水位高于螳螂川，疏浚必先筑坝断流，待工程完工再挖坝泄水，耗费极为繁重。

明弘治十四年（1501年），云南巡抚陈金主持大规模疏浚，海口河床降低，河中两个石滩露出水面，将河水一分为三，形成“川”字形河道。

在此基础上，清道光十六年（1836年），云贵总督伊里布主持修建了桥闸合一的“屡丰闸”——即海口川字闸。

这一创举彻底改变了疏浚方式：大修时只需在闸墩沟槽中插入双层木板、中间填土即可阻断水流，竣工后除土起板，水即畅流，免除了千百年来筑坝挖坝之苦。

闸分北、中、南三座，皆石砌而成，其中南闸最为雄伟，20孔排布于109米的坝体之上，桥面可供人马通行，是水利与交通完美结合的典范。

2019年，川字闸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这座近两百年的古闸，是古代“因势利导、天人合一”治水理念的最佳诠释。

先民不筑高坝硬拦，而是借天然石岛分隔之势建闸控水，让滇池“盈则有节、枯则有蓄”。闸以石层为地基，历经多次地震仍稳固如初；上部为桥通南北行人，下部为闸控滇池咽喉，一闸而兼水利、交通双重功能，凝结着古人“因势利导、天人合一”的治水智慧，堪称古代桥闸工程的典范。

也正是这道闸，让昆明城在雨季免受滇池泛滥之灾，旱季保有灌溉之利，护佑了沿岸数十万百姓的安宁。

从川字闸的“控水减灾”，到石龙坝的“用水兴利”，再到今天滇中引水的“调水均衡”，云南人民治水兴水的历史链条从未断裂。川字闸不仅是古代水利工程的杰出代表，更是中华治水文明赓续不断的鲜活注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