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观楼长联中的“汉习楼船、唐标铁柱、宋挥玉斧、元跨革囊”十六字高度概括了自汉代以来中央王朝在云南的文治武功，以宏大的叙事、广阔的意境折射着诗人孙髯爱国爱乡的炙热情怀，这四个典故也因长联的广泛流传而为今人熟知。

“汉习楼船”与昆明湖

《史记·平淮书》载：“是时（前114年）越欲与汉用船战逐，乃大修昆明池，列观环之。治楼船，高十余丈，旗帜加其上，甚壮。于是天子感之，乃作柏梁台，高数十丈。宫室之修，由此日丽。”杜甫在《秋兴》诗中写道：“昆明池水汉时功，武帝旌旗在眼中”唐代文人王起作《昆明池习水战赋》：“伊昔汉武，将吞远戎。凿昆池之潺潺，习水战之雄雄。池则无涯，滇河之象；战思拓土，合水国之风。将以规远略，恢圣功。”

西汉建国之后，屡遭匈奴侵犯，边患愈演愈烈。汉武帝继位后，西汉国力渐强，决心解决边患问题，听说大月氏饱受匈奴蹂躏，便派张骞出使西域（丝路西域道），联合大月氏抗击匈奴，久未达成联盟。公元前122年，张骞回长安报武帝，在大夏（吐火罗所在的今阿富汗斯坦北部地区）市场售蜀布和邛竹杖（川西产品），经询得知大夏与身毒（今印度）有贸易往来，即两国之间有通行道路，且相隔不远。

当时去大夏，从北边时有羌人出没，还可能被匈奴劫掠，路途艰险，若打通从四川经云南到印度的道路（蜀身毒道），则安全又易通行，且可与大夏等国建立往来。如若能使其诚服汉朝，则“广地万里，威德遍于四海”。武帝采纳其建议，继续联合西域的大夏国夹击匈奴，当即便下令派使臣前往“西南夷”寻求新道路，又被滇王所阻。汉武帝见滇池很大、地区气候宜人、土地肥沃和丰富的物产、可争取内属等情况的禀报，决定发兵征伐滇国。因三百里的滇池，滇国周围三面环水，汉武帝便在长安上林苑中开凿人工湖——“昆明池”，并修造有楼的大型战船演习作战，杜甫《秋兴之七》诗云：“昆明池水汉时功，武帝旌旗在眼中。”担当《织女想》诗云：“两地争看夜月辉，汉家习战事全非。”

“汉习楼船”解决了水战的阻碍后，汉军征伐“西南夷”就由被动变成了主动。元封二年（公元前109年），汉王朝向巴蜀地区发兵10万，派将军郭昌入滇，先征服滇池东北方面劳浸、靡莫等部落，然后兵临滇国城下，滇人见大势已去，不得不降服于汉朝。汉武帝一方面在滇中心区域滇国旧地设立益州郡设叶榆等六县，云南正式纳入汉王朝的版图。另一方面册封滇王尝羌为“滇王”，并赐滇王金印一枚，标志着云南地区从西汉时起已接受中央王朝的统治。

去过北京颐和园的人都知道“昆明湖”。1747年，乾隆决心平靖西南地区大小金川的动荡时，屡屡受阻，久攻不下，想到汉武帝修“昆明池”以开疆拓土、治理边疆的功绩，于是1750年把北京西湖更名为“昆明湖”。孙髯翁脑海“汉习楼船”叹的是汉武帝的伟烈丰功，同时也暗讽清王朝的腐败没落。

“唐标铁柱”与漾水、濞水

大观楼长联中的“唐标铁柱”是云南历史上的著名事件，从古至今，凡是路过漾濞的文人墨客都会留下对此事关注的诗篇。记载的有唐代征伐洱海地区的剑南节度使高骈、明代的杨慎、征战陇川的邓子龙、民族英雄林则徐等。其中清代诗人韩锡章《道经漾水求唐九征之铜柱处》：“湍溪之南绳桥侧，汉求蒟酱实缘此……”诗中指出作者在山童的指引下找到“唐标铁柱”遗址，“湍溪”为今天的雪山河，“绳桥”据《徐霞客游记》记载，为今天河西镇下街村古吊桥，由此可推断，铁柱遗址位置在漾濞县城附近雪山河东南方向下街村北部方圆1公里的范围内。清末文人赵潘过漾濞，留下了“吐蕃饮马气无前，节度何曾扼剑川。跷绝铁桥标铁柱，唐臣功让九征先。”他对“唐标铁柱”遗址所在应是非常清楚。

唐朝初年，高祖李渊曾在云南设置行政机构管理云南事务，直到七世纪初，青藏高原上崛起了吐蕃政权。吐蕃政权在松赞干布的领导下，统一了西藏，并向北、向东、向南扩张，向北进入新疆、甘肃，向东直逼成都，向南进入了洱海地区。洱海地区许多部落被迫臣属吐蕃。吐蕃的入侵引起唐王朝的极大震动，为恢复对滇西的控制，唐王朝与吐蕃展开了激烈的较量。

唐中宗景龙元年（707年），已归附吐蕃的部分姚州部落与吐蕃军队一道进犯四川南部，唐王朝下诏灵武监军右台御史唐九征率兵讨伐吐蕃，唐九征在姚州（今姚安）大破吐蕃，并连战连捷，在洱海地区漾濞彻底击溃吐蕃军队，恢复了唐王朝在洱海地区的管辖。吐蕃军队溃败后向西退走，唐九征乘胜追击，沿西南丝绸之路一直打到永昌（今保山）一带。凯旋归来时，唐九征焚毁吐蕃建造的城垒，拆除漾水（今黑惠江）和濞水（黑惠江右岸支流，顺濞江）上的两座铁索桥，并以铁桥材料铸炼成了铁柱，立在洱海以北记功，唐王朝在大理地区的势力得以恢复。

唐代刘肃《大唐新语》卷十一中（《褒赐》二十三 《云南史料丛刊》第二卷，云南大学出版社，p363）完整地记录了这一事件，“唐九征为监察御史，监灵武诸军，时吐蕃入寇蜀汉，九征率兵出永昌郡千余里讨之，累战皆捷。时吐蕃以铁索跨漾水、濞水为桥，以通西洱河，蛮筑城以镇之。九征尽刊其城垒，焚其二桥，命管记闾邱均勒石于剑川，建铁碑（柱）于滇池，以纪功焉”。《新唐书·中宗本纪》：“景龙元年（707年）吐蕃纪姚州蛮寇边，姚嶲道讨击，使唐九征败之于漾濞，立铁柱以纪功”。

“宋挥玉斧”与大渡河

《续资治通鉴·宋纪》载：“王全斌既平蜀，欲趁势取云南，以图献；帝（宋太祖赵匡胤）鉴唐天宝之祸，起于南诏，以玉斧画大渡河以西曰：‘此外非吾有也’。”《滇载记》（杨慎）载：“时王全斌既平蜀，欲因兵威取滇以图进于上，太祖鉴唐之祸基于南诏，以王斧画大渡河曰：‘此外非吾有也。’由是云南三百年不通中国，段氏得以睨临僰爨，以长世焉。”赵匡胤用玉斧在地图上一挥，以大渡河为界，不再进军云南，宋朝与大理相安无事三百年直至宋朝灭亡。有学者综述“宋挥玉斧”与“唐亡于南诏”有异曲同工之处，所不同的是“唐亡于南诏”是对唐朝历史的错误总结，而“宋挥玉斧”则是凭空杜撰，但两者都在特殊的时期起到了特殊的作用。这是大观楼长联“宋挥玉斧”的典故。

“元跨革囊”与金沙江

《元史·本纪第四·世祖一》载：“忽必烈（世祖）奉命帅师征云南……过大渡河，又经行山谷二千馀里，至金沙江，乘革囊皮筏以渡。”忽必烈率蒙古大军面临着湍急的金沙江水，易守难攻的地势，他们用特有的羊皮筏渡过大渡河，千军万马决绝地扑入金沙江，江面上囊筏如蚁、呐喊如雷，过丽江翻越峡谷壁削千仞的石门关，从苍山上冲入大理国都羊苴咩城，之后采取了以夷制夷的策略控制大理，这是“元跨革囊”的典故。革囊即将整只完整剥下的牛、羊皮三脚（或蹄）孔、肛、颈等处扎紧，留一孔内塞一木塞，以便充气。囊可载一人，用时充气做渡江漂浮器材，把囊捆在腹部，作抱姿，顺着水流，用手作浆慢慢划向对岸，不用时晾干，再以酥油涂于革面，以增柔减脆，革囊以制作简单和便于携带而深受纳西族人民的喜爱；皮筏即多个这样的皮囊拼扎在一起构成，是不可替代的渡江工具。遥想当年，江水为之变色，群山为之低头，是何等的惊心动魄，震天撼地。

当代联家余德泉用凝练的联语“滇池百里，孙髯千秋。”概括出孙髯、长联与山水并存的关系，十分贴切。从此，滇池不再是纯粹的地表景观，而是链接着云南与祖国一体化历史的记忆场。何彤云说“从此滇波不倒流”，张九钺谓“南中从此彩云开”，都在寄情于山水，而这个“情”，则是边民望治的爱国情怀。